
1955年,被誉为“百战福将”的谭友林荣获少将军衔。对此,谭友林本人并无异议。然而,与他并肩作战数十年的老战友们却对此表示了不满。王震、萧克、李达、甘泗淇、贺炳炎、余秋里、王尚荣、杨秀山八位开国将军联名致信总政治部,恳请将谭友林将军的军衔晋升为中将。他们坚信,无论是从资历还是战功来看,谭友林都当之无愧地配得上这一殊荣。
此点可由其荣获的勋章所佐证。在首次授衔仪式上,开国将领们分别被授予三种勋章,分别为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与一级解放勋章。同时获得这三枚一级勋章者共有142位,其中仅14位为少将军衔。与此同时,在抗美援朝战役中,担任39军副军长的谭友林亦荣获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。换言之,谭友林成为当时开国少将中,唯一同时拥有四枚一级勋章的杰出人物。至1988年,中央军委再度授予他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谭友林所获得的一级勋章,累计已达五枚之数。
凡是一支肩负重任、充满责任感的军队,勋章的颁发绝非易事。勋章,象征着军人生命价值的浓缩与升华,其中蕴含着忠诚的坚守、勇敢的智慧、坚韧的意志,这一切均融入这枚小巧而熠熠生辉的勋章之中。谭友林荣获的五枚勋章,是他以生命为代价筑就的五座不朽的丰碑,当之无愧地彰显了他的英勇与荣耀。
20世纪上半叶,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嗜血好战的顶峰。彼时的中国,在广袤的国土之上,烽火连天,战事频仍。军阀、土匪、列强,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人民的性命,榨取着人民的血汗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,一个出生于湖北江陵的普通农家子弟——谭友林,就此降生。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,便注定了他将在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,奔波劳碌,起伏不定,为了国家、人民、战友,以及自己的命运,持续地进行抗争与战斗。
1925年,谭友林年仅九岁,却不幸遭遇了父亲的离世。谭家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柱石,很快便陷入了极度贫困。然而,这段贫穷的生活却锤炼了谭友林的心灵与意志。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,逐渐萌发了一个坚定的信念:他必须找到一支队伍,为所有穷人终结苦难。
至1930年,谭友林终于觅得合适的归属。彼时年仅十四岁的他,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的行列。同年冬日,他更是荣耀地迈入了党组织。这位不断追求进步的青年,在地方党团的举荐下,得以进入洪湖苏区军政学校深造。
起初,学校规定的招生条件是年满18岁,然而谭友林却虚报了年龄。踏入校园不久,老师们便从他稚气的面容中察觉到了异常。鉴于谭友林的父亲早逝,且他身处敌占区,无法返乡,学校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接纳了他。
谭友林自毕业后便投身游击队,四处奔波,征战沙场。部队配发的土枪,其长度竟超过了他本人的身高。面对这一尴尬局面,谭友林不得不用锯子将枪托锯短一段。日复一日,他身着宽大且不合身的军装,背负着那柄沉重的土枪,既显得稚气可掬,又不免滑稽可笑。
不久,红二军团的总指挥贺龙便与这位年轻战士相识。即便身为全军统帅,他却执意要与谭友林展开一场扳手腕的对决。比赛规则为三战两胜,然而,在同志们的热烈欢呼中,谭友林竟意外地赢得了一局。
贺龙离去之际,不禁笑言:“谭娃子,你倒是挺机灵的!”然而,正是那次扳手腕的经历,竟在日后意外地救了谭友林一命。
1932年,一股“左倾”错误思潮横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,随之而来的是“肃反”运动的开展。在这场运动中,众多优秀的党员干部被错误地指控为“改组派”,不幸被捕乃至丧生,这对党和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严重的削弱。
“立刻释放谭娃子,我敢担保他的品行!”
在贺龙的援手之下,谭友林险象环生,成功避开了命运的第一击。常言道,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生命本是脆弱无比,能安然度过一次危机已属不易。然而,谭友林的命运却似乎永无宁日,接踵而至的磨难如同无尽的红尘障碍。
1935年四月,谭友林接任红六师十七团的政委职务。在那场关乎忠堡与板栗园的激战中,他协同团长并肩作战,成功将敌方两个师的敌军全数歼灭,并且亲手击毙了八十五师的师长谢彬。
在塔卧之战的激战中,谭友林勇冠三军,率先率十七团发起了猛烈的冲锋。然而,就在冲锋之际,他不幸遭遇了敌军猛烈的机枪扫射,右臂不幸遭受重创。尽管此次枪伤并未危及生命要害,但在随后的两年间,这处枪伤却屡次险些夺走他的生命。
在红军医院那时的环境中,医疗资源匮乏,药品和手术器械尤为稀缺。鉴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,根本无法取出嵌在体内的子弹和碎骨。若不及时处理,手臂甚至可能面临截肢的风险。
然而,谭友林年轻气盛,以为些许伤痛不足以构成阻碍。于是,他咬紧牙关,忍受着伤痛,继续随部队辗转各地,投身于那闻名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中。
进入1935年7月中旬,谭友林在穿越草地的征途中,身体终于支撑不住。他不幸患上了伤寒,体温持续飙升。在荒芜人烟的广袤大草地上,泥潭与污水遍布,这些恶劣环境加剧了他旧伤的感染,引发化脓。每当搭建营地时,他的伤口都会渗出半茶杯脓血。
彼时,众多健壮的红军战士在草地上挣扎,无法前行。谭友林被战友们用背包带绑在马背上,勉强前行。贺龙目击谭友林气息奄奄,便叮嘱老中医杨云阶务必救活这位年轻的将领。为此,任弼时不惜将自己心爱的花脚骡子拱手相让。在神医杨云阶的悉心治疗下,谭友林服用了50余剂中药,病情才得以逐步好转,最终幸免于难,脱离了险恶的草地。
面对病魔与伤痛的侵扰,谭友林的生命亦时刻遭受敌人和叛徒的威胁。1936年,谭友林率领红四师十一团的参谋长及一个连的战士,奔赴武山前线,力图援助昔日战友王尚荣。
不料抵达前线,参谋长竟在关键时刻倒戈,将他的部下尽数缴械。敌人目睹谭友林仅手持手枪,便高呼“生擒活口”。谭友林边射击边且战且退,最终与警卫员一同跃下峭壁。若非山崖下植被茂密,谭友林或许早已命丧黄泉。
长征抵达陕北后,那位年轻且勇猛的谭友林赢得了周恩来的青睐,被亲切地昵称为“娃娃政委”。为了治愈他身上的枪伤,周恩来特地邀请了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为他精心治疗。至1937年3月,贺龙与周恩来商议后,决定将谭友林乔装成一名青年学生,秘密送往西安,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医疗设施,为他成功取出体内的子弹。
伤愈重返新四军序列的谭友林,受到了彭雪枫将军的亲自赏识,被委以重任,担任了豫东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一职。上任伊始,他便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——负责改造并收编河南杞县的地头蛇势力,李寿山大队。收编此类匪帮性质的武装力量,其风险自不待言。匪徒们唯利是图,未经政治洗礼,其忠诚度难以捉摸。然而,谭友林所率领的收编团队,实则只有寥寥六人。
谭友林投身于李寿山大队后,便向战士们娓娓道来革命真理,激发他们的觉悟之心,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与照料他们,并积极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。在收编的过程中,谭友林历经九死一生。那时,李寿山的几位结义兄弟屡次图谋对谭友林下手。然而,每次都有人及时向他和随从们传递情报,使他们化险为夷。
谭友林对待出身于旧社会的兵痞李寿山,始终以耐心和智慧引导,借助沦陷区百姓所遭受的苦难,唤醒李寿山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。经过不懈努力,谭友林最终成功地将李寿山所部改编为游击支队二团。凭借这支新生力量,谭友林英勇无畏地投身游击战场,在敌占区与白区之间穿梭,对敌人进行多次突袭。
在宿迁之地,张振福率领着一支汉奸团伙。他们虽已投靠日本,却厚颜无耻地以抗日之名四处搜刮粮食和财物,欺压乡民。为了解救百姓于水火,谭友林毅然决然,立志铲除这支罪恶之师。
1939年3月15日,谭友林借助张振福所提出的“抗日”口号,诚挚地邀请他们至二团驻地共襄盛举。当日下午,张振福率领装备齐全的300余众应约而至。正当联欢会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,谭友林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,突然间犹如武林豪杰般跃下台来,瞄准张振福等匪徒,连续开火。
在这场激烈的枪战中,谭友林与其部下并肩作战,成功击毙了叛国投敌的张振福。与此同时,潜伏在操场外围的二团其他部队迅速发起了攻击,短短半小时内便将敌军彻底歼灭。此次战斗共缴获轻重机枪13挺,步枪200余支,以及迫击炮两门。
短短两年间,谭友林便成功将周边的抗日力量汇聚一堂,将原本仅有200余人的抗日小支队扩充至1.6万人的规模。在整个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,谭友林带领部队屡次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势,令敌人闻风丧胆,士气大挫。
这位杰出的年轻战士,深得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青睐。在江北指挥部的深夜,叶挺军长亲自将谭友林叫醒,一同踏进稻田,捉捕田鸡与泥鳅。分别之际,叶挺军长还慷慨赠送了他四件礼物,以作长久纪念。
抗战胜利之际,谭友林毅然告别了温馨的江淮故土,踏上了冰封雪锁的东北大地,肩负起东北人民自治军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(即第四军分区)司令员的重任。他的首项使命,便是挥师剿灭盘踞于东北山林间的匪患。
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,谭友林便剿灭了谢文东、李华堂等悍匪,粉碎了国民党利用土匪里应外合夹击共产党、消灭东北解放区的罪恶阴谋,使我军在发动辽沈战役时,获得了更加稳固的后方。
辽沈战役的胜利宣告之后,谭友林紧随第四野战军39军挺进关内,踏上了全面解放中国的征程。当时,第四野战军肩负着剿灭中南地区白崇禧集团的重任。谭友林随39军并肩作战,成功解放了湖北、湖南的广大区域,并在7月19日迎来了家乡江陵的解放。
遗憾的是,谭友林终将无法再见到他那深爱的母亲。自他离家已逾十载,母亲便在旧社会的困苦中艰辛挣扎。正当谭友林即将解放江陵的前一年,她却不幸因病离世。未能使母亲安享晚年,谭友林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愧疚。
全国尚未彻底解放,邻近的朝鲜再次燃起战火。谭友林尚未从繁忙中稍作喘息,便肩负起39军副军长的重任,毅然奔赴寒冷的朝鲜战场,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。
在首场入朝交锋中,39军遭遇了美军的精锐之师——骑兵第一师。在这场巅峰对决中,我军将士与美军近身搏斗,共歼敌1800余名,彰显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与战斗力,一举破除了美军不可战胜的传说。
自那时起,39军在朝鲜战场上给当地军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紧随其后,该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奋勇争先,痛击美第25师,成功收复了平壤;在第三次战役中,39军再次率先跨越三八线,实现了对汉城的解放;而在第四次战役中,39军更是取得了横城大捷,歼敌逾3300名,在志愿军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。
39军将士们曾自豪地表示,若38军被誉为“万岁军”,那么39军便是当之无愧的“常胜军”。毕竟,在志愿军中,39军独树一帜,未曾遭受过任何败绩。而副军长谭友林,其功绩更是不可磨灭。朝鲜战争画上句号之际,谭友林荣膺朝鲜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勋章。
1992年,谭友林重归朝鲜,与一位接待官员闲谈,提及了往昔的云山之战。那名官员告诉谭友林,得知他的英勇事迹后,朝鲜政府曾有意授予他一级勋章,然而始终未能寻觅到合适的时机。如今,这份荣誉却意外地轻易到手。
在金日成的直接指示下,朝鲜方面为谭友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授勋典礼,一枚迟到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,终于佩戴在了谭友林的胸前。
归国之后,我国随即拉开了“大授衔”的序幕。鉴于谭友林的深厚资历与卓越军功,授予他中将军衔本在情理之中。然而,出人意料的是,谭友林最终仅被授予少将军衔。昔日的战友们对此深感不公,纷纷为谭友林鸣不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罗荣桓元帅也亲自登门,向谭友林表达歉意。
友林同志,按照您的资历与职务,您所获得的军衔显然偏低。在此,我必须向您坦诚,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导致了这一结果,同期的战友们均获得了中将的军衔。我为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。
谭友林坦然表示:
“与这些战友相较,有何可攀?与我一同投身革命的诸多战友早已献出了生命。如今,我有家庭,子孙绕膝,身居将军之位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”
的确,历经漫长的战火纷飞,谭友林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对功名利禄亦淡然视之。他的一生充满了无数险象环生的时刻,却总能化险为夷,遇难转吉,令旁观者与后世人无不感到难以置信。
同时,谭友林有幸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。贺龙屡次伸出援手,周恩来总理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势,彭雪枫曾点将任用他,叶挺将军对他倍加赏识,胡耀邦同志亲自为他牵线搭桥,陈云更是对他的未来寄予厚望,盼得眼中满是期待,彭德怀元帅更是当面称赞他的出色表现……。晚年的老将军在回忆往昔时,总是难以忘怀这些伟人对他所施的恩惠。
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,谭友林结识了众多情谊深厚、共度风雨的战友,诸如贺炳炎、王尚荣、杨勇、王震等。当他自己遇到不公时,这些老朋友们比他更加焦虑。能与这些在历史风云中英勇善战的英雄结为知己,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荣耀。拥有知己与好友,又怎能不感到满足呢?
即便谭友林仅被授予少将军衔,他已深知命运赐予的恩泽远超所想,故而心怀满足。正如他晚年于书房挥毫所书的一副对联所昭示:
岁月忙中乐,诗书苦后甜。
此类看似宁静的文字,并非一般空洞的感慨所能轻易承载。唯有谭友林那历经八次手术、伤痕累累、弹孔密布的右手,方能挥洒出如此篇章。那是因为他将波澜壮阔的一生,尽数倾注在这张薄薄的宣纸背后。
授衔仪式落幕,谭友林随即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。他南行至碧涌叠翠的极南之地,向越南的战友们慷慨赠送了武器;西赴巴丹吉林沙漠,他担纲特种工程兵部队的指挥重任,率领数万雄师深入沙海,主持“两弹一星”基地的宏伟建设。1965年,他重返北京,投身于我国第一条地铁的修建工程。至1975年,年近花甲的他仍坚守边疆,新疆,负责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的全面建设。他凿通天山,使得南疆与北疆的联系更为紧密,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。
2006年,谭友林老将军,年届九旬,于北京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他驰骋疆场,历经生死,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。如今,他终于得以安息。“人生如梦,草木一秋”,谭将军的一生,恰似奔腾不息的黄河,在崇山峻岭与悬崖峭壁间激荡、欢腾,最终在广袤平原上奔腾不息,直至汇入大海,不复返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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