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，被誉为“百战福将”的谭友林荣获少将军衔。对此，谭友林本人并无异议。然而，与他并肩作战数十年的老战友们却对此表示了不满。王震、萧克、李达、甘泗淇、贺炳炎、余秋里、王尚荣、杨秀山八位开国将军联名致信总政治部，恳请将谭友林将军的军衔晋升为中将。他们坚信，无论是从资历还是战功来看，谭友林都当之无愧地配得上这一殊荣。
此点可由其荣获的勋章所佐证。在首次授衔仪式上，开国将领们分别被授予三种勋章，分别为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与一级解放勋章。同时获得这三枚一级勋章者共有142位，其中仅14位为少将军衔。与此同时，在抗美援朝战役中，担任39军副军长的谭友林亦荣获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。换言之，谭友林成为当时开国少将中，唯一同时拥有四枚一级勋章的杰出人物。至1988年，中央军委再度授予他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谭友林所获得的一级勋章，累计已达五枚之数。
凡是一支肩负重任、充满责任感的军队，勋章的颁发绝非易事。勋章，象征着军人生命价值的浓缩与升华，其中蕴含着忠诚的坚守、勇敢的智慧、坚韧的意志，这一切均融入这枚小巧而熠熠生辉的勋章之中。谭友林荣获的五枚勋章，是他以生命为代价筑就的五座不朽的丰碑，当之无愧地彰显了他的英勇与荣耀。
20世纪上半叶，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嗜血好战的顶峰。彼时的中国，在广袤的国土之上，烽火连天，战事频仍。军阀、土匪、列强，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人民的性命，榨取着人民的血汗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，一个出生于湖北江陵的普通农家子弟——谭友林，就此降生。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便注定了他将在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，奔波劳碌，起伏不定，为了国家、人民、战友，以及自己的命运，持续地进行抗争与战斗。
1925年，谭友林年仅九岁，却不幸遭遇了父亲的离世。谭家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柱石，很快便陷入了极度贫困。然而，这段贫穷的生活却锤炼了谭友林的心灵与意志。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，逐渐萌发了一个坚定的信念：他必须找到一支队伍，为所有穷人终结苦难。
至1930年，谭友林终于觅得合适的归属。彼时年仅十四岁的他，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的行列。同年冬日，他更是荣耀地迈入了党组织。这位不断追求进步的青年，在地方党团的举荐下，得以进入洪湖苏区军政学校深造。
起初，学校规定的招生条件是年满18岁，然而谭友林却虚报了年龄。踏入校园不久，老师们便从他稚气的面容中察觉到了异常。鉴于谭友林的父亲早逝，且他身处敌占区，无法返乡，学校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接纳了他。
谭友林自毕业后便投身游击队，四处奔波，征战沙场。部队配发的土枪，其长度竟超过了他本人的身高。面对这一尴尬局面，谭友林不得不用锯子将枪托锯短一段。日复一日，他身着宽大且不合身的军装，背负着那柄沉重的土枪，既显得稚气可掬，又不免滑稽可笑。
不久，红二军团的总指挥贺龙便与这位年轻战士相识。即便身为全军统帅，他却执意要与谭友林展开一场扳手腕的对决。比赛规则为三战两胜，然而，在同志们的热烈欢呼中，谭友林竟意外地赢得了一局。
贺龙离去之际，不禁笑言：“谭娃子，你倒是挺机灵的！”然而，正是那次扳手腕的经历，竟在日后意外地救了谭友林一命。
1932年，一股“左倾”错误思潮横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，随之而来的是“肃反”运动的开展。在这场运动中，众多优秀的党员干部被错误地指控为“改组派”，不幸被捕乃至丧生，这对党和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严重的削弱。
“立刻释放谭娃子，我敢担保他的品行！”
在贺龙的援手之下，谭友林险象环生，成功避开了命运的第一击。常言道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生命本是脆弱无比，能安然度过一次危机已属不易。然而，谭友林的命运却似乎永无宁日，接踵而至的磨难如同无尽的红尘障碍。
1935年四月，谭友林接任红六师十七团的政委职务。在那场关乎忠堡与板栗园的激战中，他协同团长并肩作战，成功将敌方两个师的敌军全数歼灭，并且亲手击毙了八十五师的师长谢彬。
在塔卧之战的激战中，谭友林勇冠三军，率先率十七团发起了猛烈的冲锋。然而，就在冲锋之际，他不幸遭遇了敌军猛烈的机枪扫射，右臂不幸遭受重创。尽管此次枪伤并未危及生命要害，但在随后的两年间，这处枪伤却屡次险些夺走他的生命。
在红军医院那时的环境中，医疗资源匮乏，药品和手术器械尤为稀缺。鉴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，根本无法取出嵌在体内的子弹和碎骨。若不及时处理，手臂甚至可能面临截肢的风险。
然而，谭友林年轻气盛，以为些许伤痛不足以构成阻碍。于是，他咬紧牙关，忍受着伤痛，继续随部队辗转各地，投身于那闻名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中。
进入1935年7月中旬，谭友林在穿越草地的征途中，身体终于支撑不住。他不幸患上了伤寒，体温持续飙升。在荒芜人烟的广袤大草地上，泥潭与污水遍布，这些恶劣环境加剧了他旧伤的感染，引发化脓。每当搭建营地时，他的伤口都会渗出半茶杯脓血。
彼时，众多健壮的红军战士在草地上挣扎，无法前行。谭友林被战友们用背包带绑在马背上，勉强前行。贺龙目击谭友林气息奄奄，便叮嘱老中医杨云阶务必救活这位年轻的将领。为此，任弼时不惜将自己心爱的花脚骡子拱手相让。在神医杨云阶的悉心治疗下，谭友林服用了50余剂中药，病情才得以逐步好转，最终幸免于难，脱离了险恶的草地。
面对病魔与伤痛的侵扰，谭友林的生命亦时刻遭受敌人和叛徒的威胁。1936年，谭友林率领红四师十一团的参谋长及一个连的战士，奔赴武山前线，力图援助昔日战友王尚荣。
不料抵达前线，参谋长竟在关键时刻倒戈，将他的部下尽数缴械。敌人目睹谭友林仅手持手枪，便高呼“生擒活口”。谭友林边射击边且战且退，最终与警卫员一同跃下峭壁。若非山崖下植被茂密，谭友林或许早已命丧黄泉。
长征抵达陕北后，那位年轻且勇猛的谭友林赢得了周恩来的青睐，被亲切地昵称为“娃娃政委”。为了治愈他身上的枪伤，周恩来特地邀请了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为他精心治疗。至1937年3月，贺龙与周恩来商议后，决定将谭友林乔装成一名青年学生，秘密送往西安，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医疗设施，为他成功取出体内的子弹。
伤愈重返新四军序列的谭友林，受到了彭雪枫将军的亲自赏识，被委以重任，担任了豫东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一职。上任伊始，他便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——负责改造并收编河南杞县的地头蛇势力，李寿山大队。收编此类匪帮性质的武装力量，其风险自不待言。匪徒们唯利是图，未经政治洗礼，其忠诚度难以捉摸。然而，谭友林所率领的收编团队，实则只有寥寥六人。
谭友林投身于李寿山大队后，便向战士们娓娓道来革命真理，激发他们的觉悟之心，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与照料他们，并积极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。在收编的过程中，谭友林历经九死一生。那时，李寿山的几位结义兄弟屡次图谋对谭友林下手。然而，每次都有人及时向他和随从们传递情报，使他们化险为夷。
谭友林对待出身于旧社会的兵痞李寿山，始终以耐心和智慧引导，借助沦陷区百姓所遭受的苦难，唤醒李寿山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。经过不懈努力，谭友林最终成功地将李寿山所部改编为游击支队二团。凭借这支新生力量，谭友林英勇无畏地投身游击战场，在敌占区与白区之间穿梭，对敌人进行多次突袭。
在宿迁之地，张振福率领着一支汉奸团伙。他们虽已投靠日本，却厚颜无耻地以抗日之名四处搜刮粮食和财物，欺压乡民。为了解救百姓于水火，谭友林毅然决然，立志铲除这支罪恶之师。
1939年3月15日，谭友林借助张振福所提出的“抗日”口号，诚挚地邀请他们至二团驻地共襄盛举。当日下午，张振福率领装备齐全的300余众应约而至。正当联欢会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，谭友林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，突然间犹如武林豪杰般跃下台来，瞄准张振福等匪徒，连续开火。
在这场激烈的枪战中，谭友林与其部下并肩作战，成功击毙了叛国投敌的张振福。与此同时，潜伏在操场外围的二团其他部队迅速发起了攻击，短短半小时内便将敌军彻底歼灭。此次战斗共缴获轻重机枪13挺，步枪200余支，以及迫击炮两门。
短短两年间，谭友林便成功将周边的抗日力量汇聚一堂，将原本仅有200余人的抗日小支队扩充至1.6万人的规模。在整个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，谭友林带领部队屡次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势，令敌人闻风丧胆，士气大挫。
这位杰出的年轻战士，深得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青睐。在江北指挥部的深夜，叶挺军长亲自将谭友林叫醒，一同踏进稻田，捉捕田鸡与泥鳅。分别之际，叶挺军长还慷慨赠送了他四件礼物，以作长久纪念。
抗战胜利之际，谭友林毅然告别了温馨的江淮故土，踏上了冰封雪锁的东北大地，肩负起东北人民自治军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（即第四军分区）司令员的重任。他的首项使命，便是挥师剿灭盘踞于东北山林间的匪患。
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谭友林便剿灭了谢文东、李华堂等悍匪，粉碎了国民党利用土匪里应外合夹击共产党、消灭东北解放区的罪恶阴谋，使我军在发动辽沈战役时，获得了更加稳固的后方。
辽沈战役的胜利宣告之后，谭友林紧随第四野战军39军挺进关内，踏上了全面解放中国的征程。当时，第四野战军肩负着剿灭中南地区白崇禧集团的重任。谭友林随39军并肩作战，成功解放了湖北、湖南的广大区域，并在7月19日迎来了家乡江陵的解放。
遗憾的是，谭友林终将无法再见到他那深爱的母亲。自他离家已逾十载，母亲便在旧社会的困苦中艰辛挣扎。正当谭友林即将解放江陵的前一年，她却不幸因病离世。未能使母亲安享晚年，谭友林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愧疚。
全国尚未彻底解放，邻近的朝鲜再次燃起战火。谭友林尚未从繁忙中稍作喘息，便肩负起39军副军长的重任，毅然奔赴寒冷的朝鲜战场，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。
在首场入朝交锋中，39军遭遇了美军的精锐之师——骑兵第一师。在这场巅峰对决中，我军将士与美军近身搏斗，共歼敌1800余名，彰显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与战斗力，一举破除了美军不可战胜的传说。
自那时起，39军在朝鲜战场上给当地军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紧随其后，该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奋勇争先，痛击美第25师，成功收复了平壤；在第三次战役中，39军再次率先跨越三八线，实现了对汉城的解放；而在第四次战役中，39军更是取得了横城大捷，歼敌逾3300名，在志愿军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。
39军将士们曾自豪地表示，若38军被誉为“万岁军”，那么39军便是当之无愧的“常胜军”。毕竟，在志愿军中，39军独树一帜，未曾遭受过任何败绩。而副军长谭友林，其功绩更是不可磨灭。朝鲜战争画上句号之际，谭友林荣膺朝鲜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勋章。
1992年，谭友林重归朝鲜，与一位接待官员闲谈，提及了往昔的云山之战。那名官员告诉谭友林，得知他的英勇事迹后，朝鲜政府曾有意授予他一级勋章，然而始终未能寻觅到合适的时机。如今，这份荣誉却意外地轻易到手。
在金日成的直接指示下，朝鲜方面为谭友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授勋典礼，一枚迟到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，终于佩戴在了谭友林的胸前。
归国之后，我国随即拉开了“大授衔”的序幕。鉴于谭友林的深厚资历与卓越军功，授予他中将军衔本在情理之中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谭友林最终仅被授予少将军衔。昔日的战友们对此深感不公，纷纷为谭友林鸣不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罗荣桓元帅也亲自登门，向谭友林表达歉意。
友林同志，按照您的资历与职务，您所获得的军衔显然偏低。在此，我必须向您坦诚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导致了这一结果，同期的战友们均获得了中将的军衔。我为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。
谭友林坦然表示：
“与这些战友相较，有何可攀？与我一同投身革命的诸多战友早已献出了生命。如今，我有家庭，子孙绕膝，身居将军之位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”
的确，历经漫长的战火纷飞，谭友林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对功名利禄亦淡然视之。他的一生充满了无数险象环生的时刻，却总能化险为夷，遇难转吉，令旁观者与后世人无不感到难以置信。
同时，谭友林有幸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。贺龙屡次伸出援手，周恩来总理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势，彭雪枫曾点将任用他，叶挺将军对他倍加赏识，胡耀邦同志亲自为他牵线搭桥，陈云更是对他的未来寄予厚望，盼得眼中满是期待，彭德怀元帅更是当面称赞他的出色表现……。晚年的老将军在回忆往昔时，总是难以忘怀这些伟人对他所施的恩惠。
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，谭友林结识了众多情谊深厚、共度风雨的战友，诸如贺炳炎、王尚荣、杨勇、王震等。当他自己遇到不公时，这些老朋友们比他更加焦虑。能与这些在历史风云中英勇善战的英雄结为知己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荣耀。拥有知己与好友，又怎能不感到满足呢？
即便谭友林仅被授予少将军衔，他已深知命运赐予的恩泽远超所想，故而心怀满足。正如他晚年于书房挥毫所书的一副对联所昭示：
岁月忙中乐，诗书苦后甜。
此类看似宁静的文字，并非一般空洞的感慨所能轻易承载。唯有谭友林那历经八次手术、伤痕累累、弹孔密布的右手，方能挥洒出如此篇章。那是因为他将波澜壮阔的一生，尽数倾注在这张薄薄的宣纸背后。
授衔仪式落幕，谭友林随即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。他南行至碧涌叠翠的极南之地，向越南的战友们慷慨赠送了武器；西赴巴丹吉林沙漠，他担纲特种工程兵部队的指挥重任，率领数万雄师深入沙海，主持“两弹一星”基地的宏伟建设。1965年，他重返北京，投身于我国第一条地铁的修建工程。至1975年，年近花甲的他仍坚守边疆，新疆，负责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的全面建设。他凿通天山，使得南疆与北疆的联系更为紧密，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。
2006年，谭友林老将军，年届九旬，于北京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他驰骋疆场，历经生死，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。如今，他终于得以安息。“人生如梦，草木一秋”，谭将军的一生，恰似奔腾不息的黄河，在崇山峻岭与悬崖峭壁间激荡、欢腾，最终在广袤平原上奔腾不息，直至汇入大海，不复返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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